老彼得·勃鲁盖尔（Pieter Bruegel the Elder）画作《巴别塔》（The Tower of Babel，约1563，维也纳艺术史博物馆藏）
Why Does Language Matter to Philosophy作者：伊恩·哈金（Ian Hacking，多伦多大学哲学系，加拿大皇家学会，英国国家学术院）来源：同名著作（剑桥大学出版社，1975）第一章
【译按】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1931-2007）曾经给哈金这本书写过一篇很有启发性的书评，参阅The Journal of Philosophy , Jul., 1977, Vol. 74, No. 7 (Jul., 1977), pp. 416-432.
我不会一开始就讨论为什么语言（language）对哲学（philosophy）很重要。我要从一些证据开始，审视形而上学（metaphysics）和认识论（epistemology）中一些熟悉的问题。这些问题受到了语言理论的影响。这本书的主体部分将说明，语言如何不时地与哲学家发生关系。这本书是一个案例研究的集子，它可以很好地把哲学新人带入这个主题。只有最后一章试图揣测语言与哲学的本质，试图解释案例研究的某些特征。只有这样，我才能试着回答语言为什么重要？最后的猜想绝非原创，在眼下也不是标准答案，读者不一定非得接受它们。在案例研究中，我的目标是客观性（objectivity），提供数据，在此基础上你可以自己根据不同情况下判断。这种客观性有点虚假，因为我不可避免地以自己的方式选择和阐释数据。不过我始终尽量避免插入主观评论。开始讨论之前，我先做一些必要的负面评论。首先，许多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似乎已经安下心来讨论意义（meaning）的纯粹理论。他们似乎不是为了理解某些哲学问题而研究语言和意义——我们可以称之为语言的应用哲学，而是几乎只书写意义本身的性质。在申请英语国家大学的潜在哲学研究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说他们想做意义理论的研究。所以，短时间内，我们可以预计，关于意义的纯粹理论的文章会在哲学期刊、学位论文和大学考试卷中占越来越大的比重。但是，如果我们看一下与我们相同的“经验主义”（empiricist）传统中的老作品——比如说，霍布斯（Hobbes）、洛克（Locke）、贝克莱（Berkeley）、休谟（Hume）和密尔（Mill），我们会发现，对语言的讨论几乎总是针对哲学中的核心非语言问题。同样，乔治·摩尔（G. E. Moore）、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和约翰·奥斯丁（J. L. Austin）这些所谓语言哲学的奠基人都专注于传统问题。例如，摩尔关心伦理学（ethics）、知觉（perception）和外在世界（external world）的知识。维特根斯坦在他的《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1953）中探究人类心灵（mind）的本质。值得注意的是，乔姆斯基（Noam Chomsky）作为一位语言学家，也在语法研究的基础上，敦促人们对心灵的本质提出非同寻常的观点。我们这个时代的巨匠们在这方面与他们的前辈并无二致。语言理论进入哲学，是为了应用于当代的哲学问题。因此，我在“纯粹理论”和“应用理论”之间的对比，不是在现在和过去的经典的对比。只是在最近，日常的哲学教学和写作才被卷入了为意义而意义的理论中。这本书的案例研究主要关于意义的应用理论，而不是为语言本身而进行的哲学思考。这就引入了一种偏见，倾斜的天平会影响我对一些问题的可能回答。你可能会期待我写一本书来解释为什么意义对哲学很重要，而我有时会自相矛盾地说，意义的纯粹理论对哲学并不重要，但是语言很重要。这种情况类似于哲学心理学的情况。心理学曾经是哲学的一部分，现在是一门或几门独立的学科。行为的“刺激—反应模型”来自经验主义哲学，而相当具体的模型——比如到现在已经获得完全数学化格式的联想（association）理论可以追溯到一系列哲学家身上，比如詹姆斯·密尔（James Mill）、大卫·哈特莱（David Hartley）、大卫·休谟（他称联想理论是他最新颖的贡献）等等。因此，曾经被认为是哲学家们的中心议题变成了一项独立的研究，有了自己的研究准则和标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哲学家们对它不感兴趣，因为哲学思想会转向一切有概念困难的学科。然而，在实验心理学中的哲学探索，并不比对量子力学（曾经是自然哲学的一部分）或统计推断（曾经是逻辑学的一部分）的哲学猜测对哲学更重要。一些语言哲学也同样可以自立门户，成为新科学。但是，尽管有一门自主的学术学科叫做实验心理学，但仍有一门残余的学科叫做心灵哲学，这可以说是现在的哲学家们面对的最顽固话题。我所预见的平行关系是这样的。困扰我们这一代哲学家的、许多意义的纯粹理论将很快自成一体，但关于语言的一系列本质上是哲学的问题将持续存在。彼得·吉奇（P. T. Geach）和彼得·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在1950年左右提出的“预设”（presupposition）理论就是力证，它是对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1905年提出的理论的批评。两位哲学家（尤其是斯特劳森）都认为，“预设”是理解意义本质的一个重要概念。这一理论在哲学领域颇受欢迎，不过不到二十年间就被语言学家们接受了，并在1970年左右成为一些语言学派的论文和研讨会上的固定话题。我不知道这只是一时的流行，还是会成为未来语言学理论的永久组成部分。在这个过程中，一开始是罗素最直接的、形而上学的、意义的应用理论，然而被后世的哲学家转变为纯粹理论，最后被语言学全盘接纳（也许这才是这一理论该去的地方）。然而，尽管某种意义的应用理论因此率先成为“纯粹理论”，然后成为自主的语言学，但是一些关于语言的、残存的哲学问题可能会像残存的心智哲学问题一样难以解决。在本书的最后，我将试图说明为什么会有一个以语言为中心的哲学迷宫，但在进行案例研究之前，我应该把语言对哲学的相当次要的意义放在一边。语言当然对哲学很重要，就像它对所有思想很重要一样。我们用语言来表达和交流我们的想法。但是，为什么语言研究对哲学而言比对动物学而言更重要？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正确但不重要的答案。它在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哲学必须与一种特殊的困惑（perplexity）打交道，在这种困惑中我们连应该提出什么问题都不知道。自由意志（free will）的问题很容易被各行各业的许多人感受到。事实上，尽管我们的大部分问题都产生于西方文化的历史语境，但自由意志带来的困惑更普遍。迄今为止，这个问题还没有向任何“科学”研究开放。许多人认为这是不可能的。一些思想家通过区分自由的不同概念或“自由”一词的不同含义来解答自由意志的问题。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是自由的——自由到足以让道德（morality）和责任（responsibility）发挥作用。在另一种意义上，我们是不自由的，现在发生的一切都由以前发生的事情决定。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认为，根据这种“软决定论”（soft determinism），决定论在一种意义上表达了真理学说，又应该在另一种意义上表达了错误学说。很多哲学家认为，自由意志的问题引发自霍布斯所谓的语言的“无常”（inconstancy，或译“不定性”）。他们认为，同一个词反复无常，它可以有多种含义。即使是那些主张简单决定论的哲学家也不得不认为，在他们的论证中，“自由”一词被以一种恒定的意义来使用，从而导致了我们不自由的结论。因此，语言对哲学很重要（而不是对动物学之类的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我们惯常的思考和争论方式不是把我们引向清晰和令人满意的专业术语，而是引向歧义、含糊、矛盾和悖论。这是哲学家们思考的问题。攻克这一难题有一个貌似合理的方法——试图将悖论追溯到不同概念之间的混淆状态，表现为词语不同意义之间的混淆。尤其，如果你认为一些早期的哲学家把事情弄错了，那么你可能认同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在《学术的进展》（The Advancement of Learning）中的观点：尽管我们认为我们能控制我们的词语，......但可以肯定的是，言语就像鞑靼人的弓一样，会射向最聪明之人的思维能力，极力使其混乱，歪曲判断。因此，在所有的争议和争论中，我们有必要模仿数学家的智慧，在一开始就把我们的词语和术语的定义写下来，以便别人知道我们如何接受和理解它们，以及别人是否同意我们的看法。因为如果不这样做，我们肯定还没开始言说就结束了，在词语的问题和分歧中结束了。这令人满意的箴言在许多其他作家那里得到了回应。对词语的体察是哲学辩论的一个重要特征。定义可以帮助避免含糊不清。这是语言对哲学重要但没那么重要的一个点。我们确实比其它学科更容易陷入一种混乱、“误用”和空洞言说的危险。语言和哲学的这一微不足道的特征将不会主导我的案例研究。语言对哲学很重要，还有一个次要的理由，它似乎与我刚才描述的情况几乎相反。这个理由产生于这样一种信念——只要我们足够密切地关注日常语言（ordinary language/common speech）中实际存在的区别，我们就能避免混淆。因此，一方面，语言被认为对哲学很重要，因为日常语言使我们陷入混乱，因此要时常敦促我们有精确的定义。但现在我们有了相反的意见——反思性地使用日常语言正是避免混乱的方法，而定义新的术语实际上会增加混乱。这第二种意见常常被认为是一种新事物，浓缩在维特根斯坦的观点“日常语言不会出错”之中。唯一的新事物是语言学分析技术的广泛使用。例如，洛克的前辈中有一些笛卡尔的信徒，他们对物质（matter）的本质问题有许多争论。笛卡尔本人认为，物质的本质在于延伸和占据空间。这一辩论的附带问题是物质和身体（bodies）如何产生相关性的问题。洛克认为他有一个简短的证据，证明物质和身体不相同：如果这两个术语（“物质”和“身体”）代表的观念刚好相同，那么它们在所有地方都可以无所谓地被替换成另一个。但我们看到，虽然我们可以说一切身体都是物质，但不能说一切物质都有身体。我们经常说一个身体比另一个高大，但说一个物质比另一个高大，听起来就很刺耳（我认为没人这么用）。洛克声称，通过思考17世纪英语的细微差别，思考什么“听起来很刺耳”，以及什么是“适当的说法”，我们可以学到一些与深刻的哲学辩论有关的东西。这种技巧也不限于消极的结论。因此，斯宾诺莎（Spinoza）在发展关于“真理”（truth）的卓绝理论中，一开始就告诉我们，除非我们开始研究“真实”（true）这个词在普通语言中如何使用，否则我们不可能把这个问题搞清楚：既然普通人首先发现了这些后来才被哲学家使用的词（“真”和“假”），那么所有探究某个词最初含义的人，都应该看看它在普通人的使用中最初表示什么。在没有其他原因的情况下，可以据此从语言的本质中得出研究的目的。真和假的第一个含义似乎起源于叙事。当一个叙事涉及一个真正发生过的事实时，它被称为真；当它涉及一个不曾发生过的事实时，它被称为假。总结——有两种众所周知的小方法，来探讨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一方面，一种信念认为，只要我们提出好的定义，表明它在普通语言中被混淆词语的不同意义，我们就能避免我们先辈们跌入的概念陷阱。另一方面，另一种信念认为，只要我们充分关注我们的母语（mother tongue），明确其中隐含的区别，我们就能避免概念的陷阱。如今，这些奇怪的相反信念是“为什么语言对哲学很重要”的回答。但是，在我看来，两个答案都还不够。我现在已经宣布了两个偏见。我选择意义的应用理论，而不是意义的纯粹理论。首先，案例研究应该是相对容易的。我说的“容易”是指对我们中的许多人来说，此时此刻，相当容易让我们的思想得到满足。作为一个不容易的例子，我们可以把那些从维特根斯坦衍生而来的，松散地归为“私人语言论点”的讨论拿出来，这些都是当代更为深刻的思考。它们对心灵哲学有着深远的影响。它们对于任何案例研究来说都太难了。我不理解这种论述的后果，很明显，不同的评论家会在不同的、不相容的意义上看待它。举个简单的例子——诺曼·马尔科姆（Norman Malcolm）的小书《梦》（Dreaming）。笛卡尔将一个古老的问题具体化：“我怎么知道自己现在不是在做梦？”马尔科姆提出了一个完全新颖的答案，除了细枝末节外，这个答案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相当容易理解。我会在第十章中使用这个例子。【译注】笛卡尔在《第一哲学沉思集》中提出了一个本体论问题，类似“庄周梦蝶”的故事：“我怎么知道自己没在做梦？”笛卡尔认为人通过感官（sensation）感知世界，世界万物都是间接被感知的，因此外部世界有可能是真实的也有可能是虚假的。笛卡儿试图反驳怀疑论，替知识寻找稳固的基础，进而提出“我思故我在”。
一位评论家在谈到最近出版的一部关于维特根斯坦“私人语言论证”的论文集时说，那部文集中的叙述是如此的不一致，以至于后来的学者们不得不想象这些作者在讨论维特根斯坦的不同文本，或者这世上有几个维特根斯坦。在我研究的大多数案例中，没有出现这样的问题。然而，我不能完全忠实于“简单”案例研究的意图有很多原因。例如，我们应该有一些当代的著作摆在面前，以免我们的猜想被绕过或被证伪。这需要一些章节来讨论尚未完全明确的材料。我将以对当代语言哲学产生重大影响的两位非常不同的形而上学家为例——唐纳德·戴维森（Donald Davidson）和保罗·费耶阿本德（Paul Feyerabend）。两位还没有给我们带来一本权威性的书。他们以散乱的散文形式，汇集了大量相互关联的学说。每位哲学家都有一帮重要的信徒。由于两人的研究都很复杂，而且还没有完全或一致地表达出来，所以这并不容易。戴维森和费耶阿本德的著作很难获得，它们存在于许多期刊和书卷中，有些还很晦涩。不过，这也是我们总结他们著作的理由，而不是回去找那些更经典的作品。一些读者会惊讶地发现，几乎没有提到已故的约翰·奥斯丁（J. L. Austin）。现在在世的两位语言哲学家，对英美影响最大的肯定是斯特劳森（P. F. Strawson）和蒯因（W. V. O. Quine）。在试图评估当代场景中的某些因素时，我对他们的评价相对较少。部分是因为每个人都已经给我们提供了至少一部经典，概括了他的大部分思想体系——我们拥有斯特劳森的《个体：论描述的形而上学》（Individuals: An Essay in Descriptive Metaphysics，1959）和奎因的《语词和对象》（Word and Object，1960）。此外，哲学期刊上充满了关于我们这个时代这些伟大体系的正反两方的出色论证。奥斯汀的情况就不那么令人满意了，因为他在精力充沛的年纪就去世了（1911-1960，48岁），但我们至少有他未完成的全部著作，感兴趣的读者很容易自己去了解这些。
我似乎是在回答“为什么语言对主要用英语写作或已经开始用英语写作的哲学家很重要？”然而，我将试图回答一个更为普遍的问题，为了方便起见，我用英语案例研究来说明。我很乐意用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或其他当代法国杰出人物的作品来补充。事实上，他们的案例可能比这里的文献更能为本书结论章节的猜想提供证据。研究当代德国马克思主义中的语言学转向也会很有帮助。遗憾的是，我把这些都放在一边，因为提供足够的背景知识来理解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相对陌生的各种术语是没有好处的。广泛的语言意识是当今西方哲学的主流特征，这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我们根本不关心，为什么语言对20世纪50年代的牛津人，或者对60年代的（波士顿）剑桥人，或者1968年后的巴黎人很重要。我们感兴趣的是为什么语言对（西方）哲学很重要。显然，我们希望审视一下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况。但我们需要历史的视角，因为知道语言何时与哲学产生关系是很重要的事。就对定义的追求或避免概念混乱的尝试而言，答案肯定是“语言和哲学一直有关系”。柏拉图的《游叙弗伦篇》（Εὐθύφρων）明确追求定义，以结束混乱。但是还有其他更深层次的原因，来说明语言对哲学的重要性。的确，我们认识自己和世界的方式可能发生了转变，这使得语言在哲学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是一种全新的方式。要理解古老的哲学辩论并不容易。为了当代读者着想，我将主要通过用英语写作的经验主义哲学家来尽我所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们是最熟悉的文本，因此我们避免了翻译的困难。因此，在谈到过去时，我的选择原则与当代的情况一样。我不认为这一决定对结果产生了过分的影响。例如，我可以选择斯宾诺莎的特定处理方法，并重建语言理论的核心。但这些文本并不广为人知，熟悉的人会对我的一些文本分析提出质疑。我对国家原则的讨论有一个明显的缺陷，因为排除了康德或黑格尔的一切著作。他们可能很难理解，他们的术语也可能很陌生。尽管他们表达了西方世界观的转变，并且对这些转变起到了根本性的推动作用。
我会讨论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因为他们熟悉和容易。但不幸的是，我有时不得不表明，即使是他们也是不熟悉和困难的。要开始研究他们，就必须对那个古老的人文术语“理念”（idea）采取一些立场，这个术语几乎出现在每一个主要人物的第一页，并主导着整个讨论。本书的最后将主要关注语言如何成为我们构想世界的方式，以及让人们模糊地联想起笛卡尔式的概念——“自我”（ego），即认识自己。17世纪，哲学家们称作理念的学说在他们所设想的“世界”和笛卡尔式的“自我”之间并行不悖。我们必须注意和解释“理念”的转变，这个概念曾经如此普遍，现在却显得如此陌生。